协和式客机（Concorde）唯一的超音速飞行照片，1985年4月
兴登堡号飞艇，德国，1936年
The Shock of the Old: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
作者：大卫·埃杰顿（David Edgerton，帝国理工学院科学、技术与医学史中心）
来源：同名著作（Profile Books，2006）第一章（1-11页）
避孕套在历史上的意义是否比飞机更大？众所周知，技术对20世纪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但究竟有多重要，很难讲。它何时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也很难评估。
人们能否区分技术和其他变化？衡量重要性的正确标准是什么？是定量的衡量（经济影响？），还是对社会或文化影响的某种定性评估？是否可以因为一项技术出现在电影、报刊和思想著作中，就说这项技术具有文化意义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一项技术没有出现在这些地方，我们还能不能察觉到它的存在？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飞机非常具有文化意义，避孕套则微不足道。一旦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，我们就会获得许多对20世纪技术史的新见解。
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貌似权威的故事，关乎哪些技术在什么时代最重要。但它们只关心少数例子。直到上世纪40年代左右，电力、汽车和航空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技术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代被视为核能、计算机、太空火箭和互联网的时代。生物技术（新食品、药品和避孕药）和化工品一样，也可以是这些叙事的一部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种叙事有一些变体，比如认为1895年至1940年是电气化时期，1941年至20世纪末是机械化时代，随后是计算机化的时代。
1948年，一位分析家在写道，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与特定技术相关的工业革命。第一次取决于铁、蒸汽和纺织品，第二次取决于化学、大工业、钢铁和新的通信技术，第三次在1948年仍在进行中，是“电气化、自动机械、电力控制、航空运输、广播的时代”。第四次即将到来：“随着原子能和超音速航空的到来，我们将面对更加惊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。”他声称，这场革命开始于20世纪初期至中期，与飞机、电力和原子能有关。
在苏联，以自动化为中心的“科学—技术革命”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共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。最近，分析家们强调，通过数字计算机和互联网，从工业社会向“后智能社会”或“信息社会”的根本过渡正在发生。在此，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观点——经济史是由极少数“通用技术”塑造的结果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蒸汽动力、电力以及现在的信息通信技术（ICT）。
我们应该如何认真对待这些技术观点？它们在不同时代有怎么样的重要性？答案在于，尽管这些说法反映了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切，但它们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证据充分。它们在时间顺序上显然以“创新”为中心，这意味着技术的影响离不开创新和对技术的早期使用。
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。选择“通用技术”的基础是什么，它的基础有多牢固？比如说，为什么是蒸汽机，而不是热机？或者从往复式蒸汽机到汽油和柴油机，再到燃气和蒸汽涡轮机？同样，电力意味着什么？它显然意味着照明、牵引和工业用途。但它是否意味着不能被替代？我们能想象没有电的电话、电报、广播、雷达和电视吗？
如果“电力”意味着这些，那么如何区分“电力”和信息通信技术？这就又引出了一个问题——信息通信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同样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问一问，为什么其他技术不在这份清单上。从金属加工（尤其是车床或铣床），到合成有机化学或冶金，还有许多其他通用技术可供选择。
人们做出了一致的选择，这么说就意味着“共识”，但人们选择这些通用技术的时间各不相同，看法也不一。所选技术的标准清单中缺乏惊喜。文化层面的高能见度把这些技术关联在一起，构成了20世纪技术史的核心。关于过去的技术推崇主义（technological boosterism）常常被转化为我们物质世界的历史。
有时候，广播节目和报刊会问公众和专家，让他们选择心目中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。调查结果总是很古怪、很憨、不可靠。有些英国广播听众会把自行车选作19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技术创新。净水技术和自来水系统常常位列最有益发明的清单。洗衣机经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家用技术。这样的民意调查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迫使我们思考技术最重要的共识是什么。
我们该怎样评估技术的“重要性”？首先，我们必须区分“创新本身”和“创新的使用”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重要的技术不仅是精挑细选的结果，而且非常以创新为中心。发明、开发和创新的过程有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。有时，这些代价可以弥补，甚至有盈余，但收益一般只用来为该技术的未来服务。技术的使用可以发生在该技术被发明之初，也可以在创新的数十年以后。例如，电力和汽车的使用仍然在增加，但距离这项创新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。
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的回应。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甚至90年代都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期繁荣时期，然而每个人都说新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。一位经济学家说过，抛开生产率数据不看，信息技术无处不在。
我们要么说数据有误，无法捕捉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——长期以来习惯思考质变的统计部门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假设和技术，但他们记录的是这些技术的影响。我们要么认为，与电力一样，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及其影响要比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本身晚得多。换句话说，技术革命的时机完全错置了，也许错了几十年。但是时机只是问题的开始，因为这不仅仅是时机的问题，而是“哪种技术”的问题，是“那种技术”的“影响有多大”的问题。
技术的重要性不等于技术的普遍性和有用性。我们要知道“使用”和“有用”之间的区别、“普遍性”和“重要性”之间的区别，这非常重要。技术的经济史学家关心这些区别。他们认为，一项技术对一个经济体的重要性，取决于使用该技术的成本、收益与最佳替代方案之间的差值。
因此，罗伯特·福格尔（Robert Fogel）在评估19世纪美国铁路的重要性时，不是假设没有铁路就不可能运输人员和货物，而是将铁路与其他运输方式（运河和马车）进行比较。福格尔发现，经过粗略计算，铁路在1890年为美国经济增加的贡献不到GDP的5%。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增长非常快，这相当于说，如果没有铁路，美国经济要等到1891年或1892年才能达到1890年有铁路的水平。
20世纪的汽车、电气化和民用航空的作用都没有经过如此详细的评估，但我们可以想象没有汽车或飞机的生产世界。火箭和原子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视为改变世界的技术，但一旦计算出所有的成本和收益，就很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穷而不是更富。
许多人反对这种反事实的历史，反对这种“没有发生”的历史，认为这种历史无法说服他们。确实如此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想理智地评估技术的“重要性”，那么这种历史就不容忽视，因为大多数评估已经包含着一个隐含的、不易发现的反事实假设，对论证至关重要。
把“使用”等同于“重要性”，这个等式背后隐藏着一个反事实的假设，那就是“被使用的技术没有替代品”。有两则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。报刊上的一篇文章曾经想象过没有计算机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结论是这个世界无法运转，因此计算机异常重要。这相当于问，如果所有现有的（电子数字）计算机突然停止工作会发生什么？
第二个例子来自20世纪末的一个电视节目，内容关于一位日本管理大师，他认为互联网正在带来一个全球公民的新时代。节目主持人在旧金山通过互联网采访他，但节目的网络连接断断续续，通信质量很低。于是主持人开始打趣这位“智者”，不过他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。与旧金山通信的能力已经存在很久了。早在19世纪晚期，人们就可以通过电报与旧金山通信，到了20世纪早期就有了长途电话。这种通信、世界公民和无国界市场都不是新鲜事物。
20世纪以来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其实是电子通信的成本变化，这让打电话的实际成本急剧下降（降了99%），并使其他数据的大规模传输成为可能（比如互联网）。同样，人们假设一个没有计算机的世界不会出现计算机的替代品，但我们会使用其他技术以不同的方式做类似的事。计算机当然做得更好，而且对计算机的许多用途来说，确实很可能没有替代品，但这正是人们需要关注的方面。问题不在于计算机“做了什么”，而在于它们“做得有多好”，以及它们“还能做什么”，以至于其他方式无法做到。
因为发明创造很丰富，所以通常都有替代品。在电子计算机之前就有计算机。打孔机被用于大规模的数据处理，数学计算由一群“计算机”用电动机器计算完成。滑尺是设计车间的重要工具，尔大型工业滑尺与学校使用的滑尺相去甚远。在数字电子计算机之前，还有机械模拟计算机（比如潮汐预测器和微分分析机）。电子模拟计算机与数字计算机，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，在复杂系统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，莫斯科，1969年
电信在互联网之前就已经存在。电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继续承载着大量的长途交流。电话和无线电被广泛使用。通过电缆和高频无线电传输的电视已经存在了几十年。在CD之前就有了声音的再现形式——蜡筒、虫胶和黑胶唱片、电线和磁带录音机都广为使用。人们有不止一种方法可以剥掉一只动物的皮，打一场战争，产生能量。然而，这些替代方法往往难以被想象（即使它们存在）。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曾问过工程系的学生，在长途电信领域，除了卫星，还有什么替代方案？他们说不出来。这正是世界再次被电缆束缚的时刻。人们不再被电报时代带有中继器的铜缆束缚，而是被光纤电缆束缚。替代品无处不在，但它们往往不被察觉。发明，以及人类在使用发明方面的独创性，意味着我们应该与替代性世界进行比较，但由于世界变化无常，因此与“过去”、与“替代性世界”进行比较是极其困难的事情。
反事实的历史假设，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替代品。这是一种极端情况。更常见的情况是，不存在可与现有世界媲美的替代品。换言之，人们假设，最新的东西总是比它取代的东西更有效、更高能、更强大、更普遍。可是，为了让一个东西能被广泛使用，这个新东西不一定比它之前的东西更好。要么它不一定好得多，只是稍微好一点点。
我们可以用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。回形针之所以无处不在，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技术，而是因为它的普遍性、简单性和数十年不变的设计，而且它不会快速消耗大量能源。这些都让回形针成为一项小技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使用回形针。我们有了新发明，有了各种更出色的纸张粘合技术，每一种粘合技术都有各自的特殊用途。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把纸张固定在一起的替代方式，比如图钉、订书针、打孔、分类文件夹、装订成册的技术等等。我们之所以还大量使用回形针，是因为在很多用途上，它们比其他方法略胜一筹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。
新方法比旧方法优越得多的假设普遍存在。因此，在19世纪末的所谓电气系统之争中，交流（AC）电气系统被认为优于直流（DC）电气系统。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，但不是全部。无论怎样，重要的选择不在于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比另一个更优越，而是相信交流电从长远来看会更好，这种信念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
不过，事实并不一定完全如此。多年来，直流系统一直在运作，而且新的直流系统也在被使用，它们也在专业领域不断发展着。交流电的主要优势之一是传输成本较低，但在特殊情况下（例如水下传输），高压直流电一直在使用，包括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第一和第二条英吉利海峡电力线路，它们可以追溯到1961年。
新东西明显优于旧东西的假设有一条重要的推论——人们之所以没有从旧到新，全因为“保守主义”，乃至因为愚蠢和纯粹的无知。“对新技术的抵制”成为一个需要由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甚至历史学家来解决的问题。
但是，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，所谓“抵制”才成立。在一个个人或社会根本无法接受所有创新或产品的世界里，谈论对技术或创新的抵制是荒谬的。我们需要抵制。但事实上，在选择一种技术时，社会会反过来抵制许多“旧技术”，也会抵制“新技术”的替代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大多数技术都会失败。然而，一些新技术往往是对现有替代技术的补充。轰炸机并没有摧毁陆军和海军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，数字计算机才终结模拟计算机。
专注于技术选择问题的历史学家们一再指出了竞争技术的可用性。例如，在20世纪初的美国，汽油车曾一度不如蒸汽车和电动汽车普遍。事实上，在20世纪初的芝加哥，电动汽车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电动汽车找到了利基市场——在1907年至1918年期间，电动汽车在柏林出租车中约占20%的份额。20世纪中叶，随着工业电动汽车的发展，英国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送奶车，将牛奶送到千家万户。然而，尽管电动汽车代表了一种合理的替代方案，但它在20世纪全盘输给了汽油驱动的汽车。
1912年，一名美国妇女正在充电桩给电动汽车充电
在汽车的世界里有不同种类的内燃机（柴油、汽油和二冲程），有不同种类的车身材料。直到20世纪40年代，美国还在使用大量木材作为车身材料。卫星牌（Trabant）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它是在东德的特殊条件下研发并生产多年的汽车，车身采用树脂/羊毛材料，内燃机是二冲程循环。此外，在20世纪，有许多相互竞争的道路材料，比如柏油碎石和水泥。
在航空领域，也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发动机和飞机。有汽油机和柴油机，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还为蒸汽航空发动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汽油机也有很多种类，如旋转式、径向式和直列式。喷气发动机最终发展为涡轮螺旋桨、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的各种变种。
在战时的飞机制造中，材料从木材过渡到金属，这种过渡很有意思，说明了人们如何对技术做出选择。后来，使用木材被视为古怪。但是，木材比金属差的假设并不成立。推动从木材到金属转变的原因是相信金属是未来的材料，因此本质上更适合于飞机，这种意识形态后来被航空史学家所认同。尽管如此，成功的木制飞机，特别是二战时期的英国蚊式轰炸机（Mosquito）仍在继续制造。
我们还要注意到，电动汽车正在卷土重来，而今天的飞机结构正在由某种“复合材料”制成，本质上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飞机上使用的胶合板复合材料。
一旦我们寻找替代品，替代品就能被找到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储备技术”，供主要技术出现故障时使用。由于系统的可靠性不断提高，这些技术现在在富裕国家比过去要少得多。然而，即使在富裕和稳定的国家，有电灯的房子也可能用石蜡灯，甚至用蜡烛作为照明储备。除了电炉和煤气灶，煤气炉也还在用于烹饪。船只有手推式备用舵机，以备主舵机失灵，还携带有带帆和桨的救生艇。汽车会携带备用轮胎，这种轮胎通常比普通轮胎更原始。
一般来说，这些储备技术是更古老、更简单的技术。在危机时刻回归到更早、也许更低级的阶段，这也许是对技术进化论模式的有趣反思。在许多社会中，旧技术，或者说被视为旧技术的东西，在仪式上有特殊的地位——晚餐时使用蜡烛，使用19世纪的制服和武器参加军队游行，在葬礼上使用马拉的灵车，等等。
有时，环境迫使人们使用一种储备技术。对于1960年左右的英国男人来说，自杀的首选方法是使用含有一氧化碳的家用煤气让自己中毒。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，由于甲烷取代了煤气，这种自杀方法就不再可能了。使用汽车尾气自杀变得越来越流行，到了1990年，这成为最常见的自杀方法。随后，这一比例急剧下降，部分原因是尾气催化转化器的普及，使废气的致命性大大降低。20世纪末，吊死变得更加普遍——这很容易成为最主要的方法。但这也不是迫不得已的方法，因为妇女更喜欢固态或液态的毒药自杀。【延伸阅读】